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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:智慧或低碳城市 根本仍是规划

2011.7.21 |  1601 view 0com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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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即使在一幅比例尺为1:50公里的地图上,新加坡的面积也只不过指甲盖大小,但却丝毫不影响这个面积715平方公里的岛国,常常被人描述为“花园遍布”、“绿树成荫”,并连续十年获选最适合亚洲人居住的城市。

  从1965年国家独立到1985年开始成为国际城市,再到今天建成世界公认的宜居城市,刘太格总是不禁感慨,“用了一代人的时间,亚洲人自己建成了最好的家园。”

  刘太格,新加坡宜居城市研发中心主席,曾先后任职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、新加坡市区重建局(国家规划局)局长与总规划师。在其领导下,市区重建局完成了现代新加坡概念图的调整方案,他本人被誉为“新加坡规划之父”。

  很多中国人了解到他,是因为刘太格是北京市、天津市、山东省以及其它八个城市的规划顾问,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施规划评审委员会主席,都江堰地震灾后重建规划方案评审委员会主席。

  在日前于河北廊坊举办的“APEC智慧城市智能产业高端会议”上,刘太格再次出现在国人面前,这次他还率领着主管税务、交通、环境等领域的7人新加坡团队。

  但刘的发言却与以往并无太大差别,“我还是强调要把城市的规划做好。”

  在他看来,无论是智慧城市,还是在中国大受追捧的低碳城市,最根本仍然是“规划”二字。“发展高科技或者低碳的产业很重要,但如果认为做很多这样的产业就能建成智慧和低碳的城市,那是非常大的误区。”

  与城市打了大半生交道之后,刘太格总结出城市的“大夫”远比“裁缝”重要。大夫从根本上把病治好,裁缝却只能做到外在的美化。“如果城市的规划没有做好,项目再好也没有用。”

  规划蓝图成就花园城市

  “这不是自然的巧合,而是精心规划的结果”

  去过新加坡的人,常常惊叹于该国对违反环境法规行为处罚的严格。比如,乱扔垃圾罚款 1000 新元,户外燃烧一次罚款2000新元(1新元约合5.2元人民币)。不仅如此,违规者还会被有关部门召去充当反面教员,穿上标志垃圾虫的服装当众扫街,藉以示众。

  但新加坡犹如花园般的景色不仅仅归功于这样严厉的处罚制度。

  “新加坡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其良好的绿化环境,这已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力之一。但这不是自然的巧合,而是精心规划的结果。”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城市绿化与生态平衡中心营销总监蔡福祥说。

  他举例,在公寓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,新加坡要求建筑用地应低于总用地的40%;在每个房屋开发局建设的镇区中应有一个10公顷的公园; 在每个房屋开发局建设的楼房居住区,500 米范围内应有一个1.5公顷的公园;在房地产项目中每千人应有 0.4 公顷的开放空间。新加坡国小地少,土地成了最宝贵的资源,但全国面积10%的土地仍被规划为公共绿地、自然区等。

  实际上,这种在规划过程中就为生态留出余地的“留白”做法在新加坡随处可见。“我们在新加坡市中心预留了长久用地滨海湾,两年前滨海湾已经建设完毕,现在其成为了新加坡饮用水的蓄水池之一。”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国际署高级署长黄继英介绍。

  公共交通解决城市病

  “我们的规划体系是综合性的,各政府部门同时参与”

  新加坡的特殊地理条件决定了其不可能通过扩大城市面积,只有通过充分发挥现有土地与交通资源的潜力,合理控制交通需求的增长,来适应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。新加坡规划中“留白”的做法,恰好起到了这个作用。

  “我们的规划体系是综合性的,各政府部门同时参与规划,看他们现在的需求是什么,未来四五十年的需求是什么,在公园、网站、地铁的线路都有考虑。”刘太格说。

  新加坡通过整合土地使用规划和交通规划,尽量避免土地使用功能和道路交通功能的冲突,充分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,减少路网建设的盲目性和冗余度。

  “低碳和宜居的城市,大多数的出行都应该是依靠公交的,新加坡60%的出行人次是靠公共交通工具。”新加坡交通部企业规划与研究署总署长刘以德介绍。

  新加坡人出行一般首选公交出行,每十个人中只有1-2人拥有车辆,这与政府的两个强制措施不无关系:一是车辆配额制,用于管制车辆的数目;一是公用收费制,用于管制车辆的使用。

  车辆配额制,是指类似中国一些大城市的“牌照费”,个人在购买新车时,必须首先以拍卖的方式向政府投标购买一张“拥车证”。有了“拥车证”后,还必须在政府规定的时间内前去买车,然后再到陆路运输局登记注册、颁发牌照。

  公用收费制,这是针对新加坡的公共交通,根据车程距离来收费,即使转车的乘客亦可“一票到底”。而按原来的交通系统,乘客每换一趟车,就得多支付一次“最低上车费”。

  “除了有发达的公共交通,我们还有比较好的规划,是国民不用经常需要远距离的出行。”刘太格介绍。

  新加坡将全部土地规划为55个小区,“小区”不但有居住的功能,还有办公楼、购物中心、学校、医院、餐饮、娱乐、公园等,居民的上班与生活休闲,基本上可以在一个小区内解决,这就大大降低了市民在城市内出行的频率,从而减轻了城市的交通压力。

  低碳产业不等于低碳城市

  中国的规划比较草率,甚至是项目带动规划

  记者:现在很多城市的建设都强调创新、有特色,它和规划的地位应该如何理解?

  刘太格:最关键的还是做好城市规划。一般说城市建设要鼓励创意,但这两个字我最讨厌,因为创意就好像说你把图纸画得很漂亮就是有创意,但是图纸画的漂亮只是图案,不是规划。

  一个城市需要两种规划师,一个是城市的大夫,一个是城市的裁缝。大夫就是把城市的病状治疗好,让城市更强壮,做大夫比裁缝要难得多,要学很多年的苦工,一般人不一定愿意去做,裁缝就一下就把衣服穿上,但是如果城市的身体很弱,你做再美的衣服,看起来也还是不美的。所以我们在新加坡首先重视规划,不是绝对分开,但是初步时,规划比较重要。

  记者:中国和新加坡也进行了一些合作,比如苏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城。现在很多中国城市因为要建低碳城市,也在向国外城市咨询,您觉得这样的合作意义如何?

  刘太格:低碳方面的专家咨询,对我们来说都是项目,都不是规划。项目有他的作用,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把规划做好。

  比如,低碳的产业不一定会带来低碳的城市,它只是项目,低碳城市在规划的内涵中就应该要包含很多低碳的理念和技术。这两者是两回事,引进低碳产业,这是每个政府必须做的,但是以为这个做到了,城市就会变成低碳城市,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。就好像我们请很资深的老师来,但是并不给孩子上课,还是没有学到老师的知识。

  记者:在你看来,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存在怎样的问题?

  刘太格:中国的城市太急于达到最终目的,这个压力我们是理解,也觉得有必要,官员们需要拿出成绩,也必然是上大项目、低碳项目、高科技项目。但是一定先把规划做好,先把绿色环境的指数算清楚,要把这两件事彻底的执行。

  中国通常的问题是规划做得比较草率,有时候甚至是项目带动规划,而不是规划带动项目。有些好的规划方案,政府也没有下最大的决心执行,这是比较大的问题。

  中国政府威信是很好的,而且中国鼓励开发,土地又是国有的,在全球范围内,中国是最有条件把城市做到宜居的,问题是有没有决心这么做,还有就是愿不愿意花苦工研究什么叫做好的规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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